谈谈对华芳《K街观察-人走茶凉》一文的看法。华芳该文主要观点是：1、“裙带资本主义”不仅在东亚比较普遍，美国也存在“人走茶凉”情况——K街游说顾问所长期服务和拉拢的众议员一旦人走，“茶”就会凉：游说顾问的收入会大受影响，因为政治游说是需要政府人脉的。2、即便这种裙带确实在美国K街存在，也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进行说明，避免主观臆测和随意定性。（这一点完全同意——当今中国，不问青红皂白扣帽子的人不少；喜欢随意定性，少了扎实的实证研究）；3、不能因K街现象的存在，就诟病资本主义和质疑美式民主；因为这种裙带现象与民主好坏与否关联不大。

第三点完全同意——不能因K街现象存在就诟病美式民主；因为，但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但凡权力可以寻租，人的弱点就不可避免会显现：他极可能为金钱诱惑。所以，也可以说，裙带现象的产生与权力的制衡机制有关——如果权力的监督缺席，权力极有可能寻租，游说遂有可乘之机；——且问，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正是要制衡不当权力，使之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没错，民主是一种管理和制衡权力的办法。但它只是一种较好而非完美无缺的方案：也即：民主无法完全根除权力导致的寻租，而只能尽力降低权力和贪欲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即便民主不能完全遏制权力寻租和作恶，也不能就此证明专制比民主更好——因为，专制不仅无法遏制权力寻租，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就是权力本身。

夜已沉，尘虑渐消。

重读南周关于法国哲学家、格瓦拉前战友、法国60年代学生运动代表德布雷的专访报道。零星想法，随手记下：关于知识分子，我们必须给予严格定义：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指称某人为“知识分子”。如无严格定义，语词就会让我们自相混淆。比如常见的错误是：我们依据某种共性（例如有教养、受过高等教育、举止文雅、或者具有人文关怀）来为“知识分子”归类；接着，又通常将“知识分子”中某人的个别特征和特点列入知识分子的共性。比如，懦弱很可能只是某个“知识分子”甲的特点，我们无法从甲的懦弱推导出懦弱是知识分子的普遍特点。懦弱如是，“反动”如是，“四体不勤”如是，“与工农阶级脱节”亦如是。所以，诸如“知识分子为什么容易懦弱”之类的问题完全可视为一个假问题。因为首先需要证明：知识分子是容易懦弱的。似乎康德说过，同样一个论据，即可为正方提供证明，也很可能成为反方同样有力的论据。

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年轻时也热衷中国文革，并被视为一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德布雷亦如是。于是问：理想主义=左翼？这样的说法值得深思：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就是失败的。但在他进入成人后，如果还只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未免就显得迂阔？

甲： 最近跟朋友在讨论一个话题：怎么看待当代流行音乐？我的看法是，流行音乐，尤其是2000以后的港台流行音乐简直毫无思想性可言，不仅矫揉造作，而且语义空洞，情感苍白。

乙：我们且不论当代流行音乐究竟有无思想性可言。但你刚才这样的表述并不严谨。因为，当你这样表达的时候，你已经无意中认定：当代流行音乐是一个均质的整体，具有统一的特点和特性。因而，当你认定“当代流行音乐”毫无思想性可言时，你已经将“当代流行音乐”一概而论了。问题是，只要我们在“当代流行音乐中”中找出一个思想性上佳的作品作为反例，则你刚才的表述就无法成立。所以，假若你的表述足够完善和严谨，就会减少产生理解歧义的可能。例如，你可以说：“当代流行音乐，就其大体而言，是缺乏思想性的”。

甲：的确，刚才我的表达有失严谨。但是，你有可能小题大做了。因为，这符合我们日常交流的语言习惯，不大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假如我们在说话时要时时照顾逻辑的自洽和语言表述的准确，有可能就会为原本流畅的表达设置障碍，降低交流的效率。所以，这也许并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乙：我不这么看。不严谨的语言表达，很容易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歧义和争论。这在我们的生活中极为常见。可以这么说，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争论，都是由于对争论的概念和命题缺乏清晰严格的定义和说明所引致的。比如，两个学者参加电视台节目，讨论一个问题——“今后，我们是否会进入一个读图时代”。A学者持赞同观点，认为更多图形阅读将降低文字阅读的美感和重要性。并举例：有北大学生在准备关于《论语》的博士论文时，将蔡志忠的漫画作为主要的阅读书目，而非传统的经典文本。B学者就此反驳说：“道者反之动”能否为图形所表现？诸如“极高明而道中庸”等又如何能被形象地表现？这个讨论中有典型的语言理解歧义问题。B学者的问题在于，他把A学者赞同“今后将进入一个读图时代”的立场绝对化，并过度理解为——A学者认为今后所有的阅读都将是读图方式。因而，他认为只要举出一些反例即可反驳A学者。可是，A学者的立场被曲解了，因为“今后将进入一个读图时代”与“今后所有的阅读将是读图阅读”并不相等。可见，B对A的反驳找错了着力点。他应该要极力证明的是——今后的阅读主流方式，并非读图。可是，B学者的论据并不充分，甚至，他无意中还补充完善了A学者的立场：虽然读图将成为阅读的主流，但传统的文字阅读方式仍将继续存在。

可见，不对命题和判断进行严格的前提说明和定义，就极可能产生不必要的理解歧义，甚至引发不必要的争论。在刚才的例子中，A和B的论点其实并未直接交锋，更没有构成一方对另一方的有效反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见很多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宏大口号和命题，虽然在逻辑上它们往往漏洞百出，但却很容易大行其道。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的检验标准又是什么呢？是何种“实践”呢？既然“实践”对“真理”的检验是一种事后判断，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先“实践”，而后证明其是否与真理相符合。问题因此就出来了：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实践”？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在我看来，“实践检验真理”和“摸着石头过河”这些说法看似正确，实则似是而非，经不起深入推敲。

再比如：“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是绝对“政治正确”的。难道“解放思想”不对吗？“改革开放”不对吗？可是问题就在于：解放何种思想？如何解放之？如何“改革”和“开放”？在近几年有关改革道路的各种争论中，立论的一方都争相把自己塑造为“改革开放”的捍卫者，并进而指责对手是“改革开放的反对者”。左右两派如是，中间派骑墙派亦如是（大约只有少数人除外，他们立场鲜明地反对改革，如郎咸平）。其实，如此的立论方式恰恰就是在制造语言的陷阱，并有意无意掩盖论争的问题实质所在。比如，左派其实是反对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主张对社会公平给予更多关注，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右派则坚持为市场化方向辩护，坚称社会动荡、贫富不均、道德滑坡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见，在论争各派那里，对“改革“的理解，对“改革”的内容和方向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的实质应该是：何种“改革”？改革什么？改革究竟走哪一条道路？因此，在语义上，“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看似政治正确，但只要不阐明其具体的内容和定义，它们就只能沦为空洞的言辞，毫无实际意义。

还可以再继续举例子。比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我们习惯用意识形态挂帅的方式来讨论问题，所以，在讨论一个具体经济运行方式或具体经济问题的时候，往往首先去断定：它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还是倒退回去走“计划经济”的老路？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无道路。但须知，我们不能从语义上对概念做绝对化的处理。比如：“计划经济”虽然是指中央计划主导的经济模式，但它其实并不必然是排斥市场化的，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也不能完全否定其中没有“计划”的影子。难道在一个纯正的市场经济中，公司的经理人就无须制订公司运营和市场计划？难道市场化社会中的政府部门就无须制订相应的指导计划？再进一步，假若市场经济是完全自动运行的，而无须假手人的主观意志和计划，那我们何必要研究经济学呢？西方市场化国家又何须需要建立统一的经济一体化计划？何须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和中央银行体系呢？

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能够说清楚的，都应该说清楚。凡是不能说清楚的，就应该保持沉默。西方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将语言和思想问题转变成比较严谨和精密的科学体系，虽然人文思想能否成为精密的科学存在很多疑问，但对日常的表述进行分析，避免陷入语义的陷阱，是不无意义的。

斯特劳斯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早期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等人运用了一种隐晦写作方式。他们相信，思想真理很容易搞乱社会大众，因此就必须借助一种隐晦写作，将真理传达给少数人。

（未完） 

关于房价，有一个言之凿凿的谎言：市场化力量如滔滔洪流总能冲破宏观调控之网；住房是刚性需求，不会因调控而被抑制；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表明，高房价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启动，所以，市场规律不折不扣便是：房价将一直看涨；而且，政府越调控，房价就上涨得越快。

这个谎言是想说明：市场力量是无敌法则，任由消费者如何抵制、政策如何打压、政府如何限购、保障房如何建设，它自巍然不动。这个谎言假设了一个前提：房地产市场是高度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以，在价格信号引导下，利益各方会自动达成均衡博弈；同时，这个谎言最想表达的立场其实是：政府不应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说穿了，就是反对政府对房价进行干涉。再说清楚些——政府可以帮忙抬高房价，但打压房价就是“违反市场规律”了。

这个谎言并不难戳破：且问，在当下，果真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信息对称的、充分博弈的均衡市场吗？这个市场里，房价果真是多方进行理性和公平博弈的结果？ 不错，在一个均衡的自由市场中，价格是多方市场主体充分博弈的结果，它是需求与供给状况的真实反映。但是，中国今日的房地产市场离理想的自由市场距离何止千里，真实的图景或许更接近丛林：地产商、资本操控下的传媒、银行、坐收土地财政暴利的地方政府勾连甚深，他们全面掌握政策、资金、信息、定价权、舆论甚至国家机器优势。博弈的另一方-消费者呢？他们不断被分化、误导、洗脑，甚至是收买。他们溃不成军，他们被迫失语，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问题很清楚：这是一个一边倒的失衡市场，是一个开发商占据绝对主动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市场，市场博弈的另一主角—消费者“被缺席”了。市场上充斥着房产商的声音、政府的声音、媒体的声音，各种专家的声音，但，消费者的声音在哪里？

或问，媒体难道不能代表消费者发出声音吗？当然，个别媒体有可能。不过，在广告驱动和资本操控下，大多数媒体究竟代表谁的立场其实一目了然。当然，少数媒体人和专家仍在极力呼吁制止房价飙升，但他们人微言轻。这是一个权力、资本和传媒竞争交媾的时代。媒体更在意广告合同，而不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媒体如是，形形色色专家亦如是。

那么，消费者不能自己发出声音表达立场吗？他们不是每天也在网络和现实中抱怨房价高，要求政府坚决调控吗？没错，但他们的声音是零星的、个体的、孤立的，无法被媒体重视报道的、缺乏组织的因而也是缺乏力量的，所以也是容易被收买的、被压制的、被轻易瓦解的、被高深的术语和廉价的安抚糊弄欺骗的。不信，你在网上发起一个“拒绝买房运动”试试，看看会不会被很快河蟹？

一句话，缺乏强大的独立的消费者运动，消费者就只能无可奈何的零星叹息，成为“被规则”“被市场”“被政策”“被高价”的对象。消费者权利不彰分崩离析，面对权贵和资本的强大联姻，如何成为市场上对等的游戏玩家？这也表明，在当前的体制下，公民自由表达和行动的空间其实相当有限。

又问，难道政府宏观调控也无济于事吗？没错，或许中央政府的确打算牺牲GDP增速来控制高房价及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但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半心半意阴奉阳违迟早会让调控的努力破局。自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逐渐权倾一方，手握地方经济发展重权，中央政令已难通行。土地财政更让地方政府成为本地财阀和既得利益者，他们怎会轻易受制中央的宏观调控？海南率先取消限购令、近来各地无视中央下发通知抓紧强拆等都是明证，温总激愤之下要求开发商要有道德血液云云，只是无奈之举。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症结不解，他们控制房价的动力就无从产生。所以，所谓政府不直接干涉市场更像一个假命题——因为，不存在中立的政府，它们多半已成为直接的市场竞争主体。

那么，各地不是还有消协吗？众所周知，他们更像消气协会，其主顾主要是有权势的大企业和政府机构，而非弱势的消费者。他们早已被各类企业充分公关，彼此心照不宣。

假设一下，如果消费者的声音足够响亮，能够压倒性地占据媒体的版面，形成网络空间中强大的舆论，能够熟练运用舆论的、道德的、媒体的、网络的、组织的、法律的力量和武器，真正以对等的姿态和地产商进行博弈，结果又会如何呢。答案很简单，在目前的中国，这种情形根本不会出现。因为，“河蟹”至上、维稳当头。   

【诗歌】1995年祁国《自白》：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

【诗歌】1991年周伦佑《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现在还不是谈论死的时候，死很简单，活着需要更多的粮食，但活得耿直是另一回事，以生命做抵押，使暴力失去耐心。施暴的手并不比受难的手轻松。一片天空压过头顶，广大的伤痛消失，世界在你之后继续冷得干净。

【诗歌】1997年肖开愚《北站》：我感到我是一群人。在附近的弄堂里，在烟摊上，在公用电话旁，他们像汗珠一样出来。他们蹲着，跳着，堵在我的前面。他们戴着手表，穿着花格衬衣，提着沉甸甸的箱子像是拿着气球。他们哼着旧电影的插曲，跨入我的碗里。

【诗歌】1980年江河《星星变奏曲》：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明，谁还需要星星，谁还会在寒冷中寂寞地燃烧。

【诗歌】1965年洛夫《石室之死亡》：一切静止，唯眸子在眼睑后面移动，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光在中央，蝙蝠将路灯吃了一层又一层。那么多咳嗽，那么多枯干的手掌，握不住一点暖意。

【诗歌】1978年流沙河《焚书》：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诃夫！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诃夫！

【诗歌】1962年黄翔《独唱》：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诗歌】1985年严力《还给我》：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请还给我早晨叫醒我的那只雄鸡/哪怕已经被你吃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请还给我半山坡上的那曲牧歌/哪怕已经被你录在了磁带上/也请把笛子还给我/请还给我我与我兄弟姐妹的关系/哪怕只有半年也请还给我

【诗歌】1985年严力《还给我》：请还给我爱的空间，哪怕已经被你污染了，也请把环保的权利还给我。请还给我整个地球，哪怕已经被你分割成一千个国家，一亿个村庄，也请还给我。这首诗送给消失的twitter、海内、饭否、blogbus，送给消失的网站和朋友，送给消失的时光和思念，送给永不消失的诗歌和思想。

自由与秩序看上去是一对矛盾。

保守的哲学家柏克力图综合两者，他认为：秩序乃是自由的条件。有秩序，才有自由；没有秩序就谈不到自由，而只能是一片混乱。秩序有助于自由，自由则有赖于秩序。自然界是上帝的安排，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社会秩序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服从社会秩序就是服从自然秩序，也就是服从上帝的秩序或天意。

的确，没有绝对自由。自由同时意味着让渡部分的自由，也即遵从某种秩序和规制。如此，所谓自由其实是有限的自由。那么，自由要以何种秩序为前提呢？是专制体制的秩序？还是民主体制的秩序？秩序既然对应着不同的制度背景，所以问题的逻辑如下：我们要怎样的自由？进而，为保障这种自由，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和秩序？

那么，“稳定”和“自由”有何关系？诚然，独裁体制和民主体制都能创造出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稳定必然能够带来自由吗？（我们经常被告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没有民主。诚然不错，但是，必须追问：这是维护谁的“稳定”，这样的稳定中，谁是受益者？谁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沉默者和被忽略的边缘者？）所以，追求自由也许就意味着必须打破某种非人的秩序。而任何以“维稳”求“安定和谐”（缺乏社会公正和民主的“和谐”，不过是粉饰太平掩耳盗铃？），并以“稳定压倒一切”为说辞来延缓自由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需要稳定来维护的“秩序”或许正是造成人之不自由不平等的根源所在。

“维稳”的政治学自有一套逻辑：它要么肯定现有秩序的合法和合理性，要么声称渐进改良才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可是，“稳定”即可以为改良创造条件，也可以延缓、麻痹、消解和压制任何社会和政治改革。“维稳”天然与激进、暴力和反抗为敌。所以，需要警惕的是，以渐进改革为名，行“维稳”之实，为维护既得利益和统治合法性遮羞。

承认人性恶，也许比赞扬人性善，是个更伟大的进步。

人性复杂善变，它的弱点无处不在。如果不带成见仔细观察，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否或多或少都能发现一些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和阿Q们的影子呢？

如此根深蒂固的人性之“小“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吗？今天我们已大致了解，鲁迅先生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恐非中国人所独有。举凡迈入现代文明前的世界诸民族，大都有不堪回首的丛林往昔。今日举世公认之清正廉明的香港警界，在廉署建立前，也曾是警纪败坏，贪腐成风，民怨鼎沸。最近披露的跨国公司海外贿赂案，也表明关系经营学非中国大陆和所谓东亚儒家文明圈所独有。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各种形形色色的猥琐、逃避、虚与委蛇、怯懦和精神胜利法，有些正是“小人物”（或者“沉默的大多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保全策略。比如，对一个偷窃馒头的行将饿死的盗贼来说，是名节重要，还是保全生命更重要呢？对于许多正在社会底层苦苦为生存挣扎的人们来说，这是严峻的生活现实，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道德选择。

所以，“怒其不争”之前，且先“哀其不幸”。在对人性的“小“大举挞伐之前，也许首先应该去廓清和揭示人性背后的社会文化与制度成因。

马克思说，人性有变与不变。如吃喝拉撒睡，是所谓不变的人性；而变化的人性如需求、贪婪与欲望却与社会文化和制度息息相关，进一步说，外在的规制与人性的“恶”正成反比。再强大的文明，再良善的人性，若无制度之保障，也将落入空谈。美利坚合众国向称人类文明之灯塔，可是奥尔良洪水一来，抢劫、强奸、掠夺和暴力很快就把一座历史名城变成人间地狱。十年文革中，多少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为保全自己，或为了“政治正确“，不惜扭曲人格，相互揭发，牺牲他人，这种告密的政治艺术同样在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大行其道，成为极权主义的一个醒目景观。

所以，若无制度保障的自由，我们也无法期待独立的精神与健全的人格。那么，希望在哪里？

正是在这里，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启示是巨大的：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从不说谎做起（不说谎，其实需要巨大的勇气）。面对浊世种种，我们与其愤怒，与其寄望鲁迅和骑士先生的复活，寄望英雄横空救世，不若检点自我，从自己开始，做一个有尊严、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请记住，无责任，不自由。

背景：维基解密公布美军战场机密，引起轩然大波。维基声称其理念是：负责泄露一切。

甲：维基解密可能引发全球反美浪潮，也为前线美军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维基不加甄别的泄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更甚于它带来的正面作用。

乙：诚然，维基解密必然引发全球抗议声浪，也置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和前线美军于险境。但不可否认，解密行为满足了公众知情权，彰显了社会正义，使美军劣行大白于天下，激起了社会公众强烈的关注和批判，从而以儆效尤，对美军将来可能发生的恶行有相当震慑作用。他们以后可能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甲：可是，解密本身是绝对正义的吗？它能带来完全正义的或者好的结果吗？公众知情权是否意味着公众就必须无所不知？当然，从绝对伦理的角度看，对恶行的泄密是诚实的道德行为，但这种不加限制的“道德”很可能蕴藏着更多危险。应该说，政治不完全是一门只讲诚实的艺术。

乙：诚实，应视为政治最基础的道德准则。如果不讲诚实，政治的“非道德”的一面就可能大行其道，政治家的底线道德就会丧失，政治领域就会充满似是而非和相对主义，这不啻为政治恶行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对政治领域的恶行不揭露不批判，固然可维持一时之太平，暂时不触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但从长远看，这将损害政治和政治家的声誉，从而也损害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信念和共识：如果诚实只是相对的，投机的，待价而沽的，那么，我们连彼此的基本信任也将丧失。所以，诚实，或者说不撒谎，应该作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底线共识。另外要加以说明的是，解密是针对恶行而言，只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才害怕公诸于众，暴露在阳光下。

甲：需要对“诚实”加以说明：即便现在暂时不向公众进行信息公开，但是一旦时机合适，信息将会公开。此种行为不能视为不诚实。或者，出于稳定公众情绪的必要，有些“秘密”也不一定需要公开，这与出于撒谎目的的行为截然不同。“诚实”当然是绝对的道德原则，但它也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和现实条件而有所权变。引用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吧：（关于绝对的诚实）“政治家会发现，这样做的后果是，真相非但不能进一步明朗，反而会因为被滥用和激起情绪，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唯一能产生成果的方法，是让中立者对各方利益做周全而高明的考虑，任何其它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对于接受它的国家来说，将是几十年后都无法补救的后果”。这段话说明：政治是一门讲究时机、策略和方法的艺术。政治应该即保持道德信念，所谓信念伦理，也应该体现责任，所谓责任伦理。也即是说，政治是信念和责任的综合。对“诚实”不加节制的神圣化和绝对化，对“公众知情权”不加限定的一味迎合和满足，是不顾后果的危险举动。

乙：你刚才的说法存在问题：A、假如信息公开是可以被操纵的，那么，它仍是一种变相的欺瞒，仍然是撒谎。谁来界定“秘密”可否公开以及何时公开呢？肯定是“秘密”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假若掌权者与敏感信息彼此利益攸关，很难想象他们有自发的动力和意愿推动信息的公开；所以，以责任之名，行封堵信息公开之实，终究是不道德的，也违反现代国家的民主和公开化理念。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力安.阿桑杰说：“哪里有秘密，哪里就有坏事发生，因为处于权位中的人群倾向于用秘密保障他们的利益。”这就道出一个根本问题：见不得人的秘密总与滥用权力和金钱关联，如果这些“秘密”不受监督，无疑是对公众利益的损害。B、因此，公众知情权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它对各种名目的信息垄断和封锁而言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制约和监督。如果认为信息及时公开，可能会带来危险，其背后的逻辑是：公众无法对敏感信息作出正确的、理性的反应，这要么是一种权力的傲慢，要么是对公众权利和智力的轻视。其实，让信息对公众公开，正是为了形成充分的对话理性（哈贝马斯曾言，对话理性是现代民主的构成要件），从而在各方的充分参与和博弈下，凝聚全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共识，同时，也让作恶者无所遁形。以此次维基解密事件为例，事件在短期内对美国和美军肯定会造成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公众对此事件的辩论将会促进社会公共理性的增长，也将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权力冲动和违法行为产生必要的制衡。甚至，容忍维基解密的存在，也将再一次印证了美国社会的高度民主和法治（它只能公开地追究泄密者的责任，而不敢悍然动用权力关闭维基），这其实是为美国的正面形象加了分。所以，信息公开固然利弊兼有，但得与失之间，须取其大者。

甲：这么说来，难道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应该完全透明，毫无秘密可言？！想想看吧，如果影片2012中，美国总统在第一时间将世界末日公诸于众，结果将怎样呢？所以，对公众绝对诚实，理论上可行，但在现实中则未必如此。斯特劳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政治和哲学是一种隐晦的艺术，需要隐秘而非公开地传达真理。如果仅仅诉诸道德的激情而不顾及后果，结果往往与初衷相悖。也即是说：一个善的动机，未必会自动产生善的结果。试想，如果将诚实作为绝对的道德第一原则，那么当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身处危险之中，他究竟应该选择诚实，还是应当保持缄默？

乙：“诚实”固然是绝对的道德原则，但正如你所说，它应该因时因地而有所权变。譬如，我们不否定某些情况下，善意的谎言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政治领域的各种恶行，“诚实”是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诚实、善、正义、自由应该被视为绝对的道德律令。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无以明辨是非。

足协高官相继落网，中国足坛反贪高潮迭起。向来“讲政治”的媒体一哄而上，“痛打落水狗”。狗既已落水，何妨痛打，痛打又何妨。这大约是中国媒体行之有效的“政治正确”。

不过且慢：执法机关介入之前，媒体们都干嘛去了？数万人之众的足球专业记者们，向称神通广大，面对从里到外都明显“烂掉”的中国足球，面对早已风传足坛的各种明暗规则竟然全都浑然不觉？如今，足坛弊案被强力机关层层揭开，媒体倒仿佛吃了兴奋剂，纷纷义愤填膺、唯恐落于人后。回头去看，多年来中国足球的虚假亢奋和泡沫繁荣，有关媒体能脱得了干系？

或日，中国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因此鲜少独立的媒体调查和媒体监督。这倒是事实：既然为权力所豢养，何来独立之风骨；既然甘为权势之喉舌，又怎能有志气成为社会之公器？

声称媒体无法独立的借口不少：一则经费缺乏，经济上受制于人，如何能挺直脊梁；（难道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就可以成为依附权势的借口？）二则顾全大局，大家都要讲政治，维稳压倒一切。（既然甘愿成为工具，已是自毁人格，自弃尊严，夫复何言）；再则，新闻管制，民主和开放社会只是将来进行时，媒体无力作为。（极权专制和社会黑暗如民国，尚且有一批风骨独立的报人，今天的环境下，媒体人怎么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以至南方周末之类成了一个异数？）再则，欠缺法律保护机制，说真话的媒体人时刻面临风险。（既然不敢面对风险，那还是不要做这一行了吧。。）

我想说的仅仅是，若无自省和反思、理想和坚持，则媒体之独立不过空谈。今日之中国，即便仍有许多禁区，新闻自由也已是大势所趋，非强力可阻绝。只是，在追求所谓“自由”之前，媒体人应当首先明了：自由总是伴随责任，自由愈多，责任愈重。

现如今，“体制问题”是一个极好的说辞。

诸般问题，凡说不清、理不明、或束手无策、或懒得继续说清楚。。。如此种种，皆可归于“体制问题”。潜台词则是，这些问题之积弊难改，非人之过，非有关部门不想去解决问题，一切皆因“体制”既成，如是奈何。既然“体制问题”非吾等可解决，非一日之功可改变，所以，罢了罢了，且待来者，且待他日。

所以，“体制问题”是个方便法门。大至贪污腐败、改革受阻、法律乏力、道德滑坡，小至猪肉涨价、暴力拆迁、随地吐痰，好像都可以跟“体制问题”不脱关系。

解决了“体制问题”，就可一劳永逸？或者反问，不解决“体制”，某些问题就真得无法解决？

当前形势下，鼓吹市场自律或自行调节而阻挠行政干预者，若非不是出于盲目的市场拜物教，就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地甘愿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当喉舌和马前卒。何谓市场？在一个所谓的“市场”中，参与各方不能在信息、资源和力量大致对称平等的情形下进行平等博弈，则“市场”竞争必定只是假象，这样的“市场”只能落于以强凌弱的寡头垄断之中。

事实够清楚了，缺乏法制和公平环境的市场竞争，终究会走向权力与金钱的结盟，走向寡头独大，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格局，正有此征象：一方面，地方政府、商业银行、地产商、无良媒体彼此勾结，挟其行政优势、资金优势、话语权、政策优势、土地优势，竞相掠夺普通民众利益；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因信息闭塞、不对称、利益分化和个体弱小，只能被动地参与，而无能以集体力量进行博弈。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民众要么只能被动接受垄断一方的价格盘剥和任意宰制，要么只能以卵击石，做无望的悲情抗争。各地拆迁征地已经有恃无恐地暴力化，即为明证。

冀望中央政府出手，无异饮鸩止渴。籍公民运动以自救，也许是未来的可能出路。

我们总向往远方。虽然身在此岸。

远方在哪里？多远算远方？假若远方是这样一种姿态：朝向无垠，心怀神圣。那么，这只与精神志向关联，而无关物理空间。

但是，无垠是什么？神圣是什么？即使无法言说，你也要努力言说。

你要阐明你的远方，说明远方何以为远方。你不能躲在“远方”的言辞后面虚张声势。你不能滥用“远方”。

所有朝向远方的姿态，都有一个事实前提，你活在当下，面对此岸。你可以选择疏离，但疏离并不等于逃避。

你匆匆疾走，穿越千山万水。你以传奇乃至离奇的方式出现和消失。这一切，何所欲？何所求？

我想，远方，如果仅仅被抽象为远方，被抽象为与现实关怀毫无关联的精神洁癖和语言宗教，就会堕入另一种歧路。

所以，行走之前，请自问。

最后，看了纪尘博客，她的奇异的俄罗斯中东远行。又看了素不相识的小刀MM的“隐者之旅”。纪尘还在大理安静地写作，小刀却天人两隔，消失在她所向往的远方。所以，这样的远方，若有千钧。它关乎生命和信仰。对于那些不绝上路的人们，我还能说什么呢。